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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镇雄县政府堵截红军日录：
镇雄是由川南及黔西北入滇要道，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镇雄国民党政府按云南军阀布置，广筑碉堡、坚壁清野，进行反共宣传，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调练团队，派出暗探，欲堵截红军入境，现将其情况分别叙述于下。
广筑碉堡实行坚壁清野
碉堡政策，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三大要政之一。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便指示各省、依法堵截。1934年11月，红军入黔，中旬，为堵截红军入滇，滇军总指挥龙云、滇军2旅旅长安恩溥、云南省政府、省民政厅、昭通九属民团总指挥部、昭通警备司令部，便相继下达训令数十道，指示镇雄政府在境内修筑碉堡。昭通地区系滇军2旅防区，2旅司令部拟定了《第二旅戍区防匪碉堡修筑纲要》，认为“赤匪（对红军的蔑称，以下不一一注出）与普通劫匪不同，其抢财虽与土匪无异，然土匪无政治作用。而赤匪则有政治主张以为其目的者，故其入也不仅在劫夺财产，且须占领土地，不在某一地区之范围，而有普遍发展之性质，不仅武装匪徒之攻取，而有秘密党徒之活动，其战略战术之采取，不胶着一地作顽强抵抗，而在飘浮不定，避实就虚，”“此为碉堡修筑於战略上应注意者。”因此，规定各县修筑碉堡要适合于昭通地区一般状况，于本地区边防线之咽喉部、居民稠密，预计红军会经过的地方作为重点。各县还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地区选定地点为主，在各点增筑。又针对红军“干部不乏军事专门人才，特种兵器亦有少数”、“射击熟练”的特点，强调碉堡“务必十分强韧，决不容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已”。并对地形、碉堡的图样，侧防设备、建筑材料等一一作了极为具体的规定，要求碉堡建于能避开四面地形瞰制、射击界广阔、没有死角、远离大森林、取水便利、土质坚韧地带。修好碉堡后，要备一个月的粮食燃料，将水秘密引入，征集附近土炮入内使用，并多备火药、铁弹、石块、弩箭及铜炮枪，与民团协同防守。为了加快碉堡修筑步伐，龙云还规定“在旧历年底完成者……每碉一座，系三层者补助旧币两千元，两层者，补助旧币一千元，”昭通防共民团指挥部规定镇雄在沿边的白沙河、凤凰坝、黄水河、水田寨、白车、母享、煤灰包等地择要修筑碉楼24座，破坏及阻塞由黔入滇的道路14段。是时，镇雄县长杨国珍系大理人，曾历任101师师部副官军需处处长及彝良、大关、祥云、宜川县县长，因久历戎政，富有军事经验。其认为镇雄系滇东门户，稍有不慎，便会波及全滇。在未接到命令前，便筹划防堵，接到命令后，当即召集镇雄豪绅商议，认为镇雄四山环绕，东、西、北三面均能俯视城中，为易攻不易守之地，决定在城四周，修建炮楼7座，于城周围筑背墙，又在北门外上街、东门外的凤岭修筑石碉堡两座，在乌峰山麓黄莺坳建筑瞭望哨棚，11月下旬，镇雄县政府印发“纲要”，并多次命令各区区长“悉心研究”2旅指挥部制定的“纲要”，“次第实行”，“所需军费本区有公款即动用公款，否则，派区内富户出款，平民出力，有违抗者，准送县以反动论罪，”并要各区绘制碉堡地形图，“着即克日召集所属乡镇长开会解决，提前工作，……勿行违延致干军法”。12月4日，布告全县，其原文如下：
为布告事，查现在赤匪扰乱川黔，我们镇雄地处边隅，与川黔接壤，现有省府来令。要我们谋自卫，因恐一旦有事，军队即一时不能到达，我们武力又一时不能抵御，那么就无术以应付了，所以，省府和旅部的命令，才叫我们修筑碉堡，惟是旅部的来令，除叫我们于城附近，择要修筑碉堡，还要于邻近川滇之地，建筑二十四座，才可以保卫我们镇雄，然即为民间谋自卫，这修理费岂不是要摊之于民间吗？然边界区域，由民间摊派修筑，至於附城区，负担较重，所有碉堡，雇工营建，现由本府筹款，省府亦量予补助，惟这泥石二工和搬运砂石，衡情酌理，不能不由民间担负的，兹经集议，应着本城人民，每户出工五个，有千元以上家资者，每个折收镍洋六角。无资产出力，这出力的，每日给伙食镍洋三角，这干是同谋自卫，众擎易举了。就一旦稍有警来，我们的筑好，有险可守，一劳永逸。昔年，仓促有事，不是搬家财，就是向远处躲避，我们家财搬寄的，结果是被人隐匿，或是见财起意，反送给匪人，你们说可惜不可惜呢？这还是急速修碉的好，大家若果明暸了，有资产的，就莫要惜出此区区，无资产的就快来出力了，我已经命令修碉的各员，叫他们照办在案，为此，晓喻之后，你们切莫要漠视，本府就饬员实行了，此布，县长杨国珍。
12月上旬，杨国珍又亲临各区，率区乡长到镇雄沿边，考察地形及道路，决定在县南与黔属威宁接界的第八区（现坪上、以古、安尔、场坝乡一带）的梯子岩、彭家寨、石笋营，第一区（现乌峰镇、中屯乡一带）常德乡（柳林至中屯一带）的盘路口、煤灰包，鱼乐乡（郭家河的杨梅山、马鞍山）孝感乡（头屯、青山）的马鬃岭、关丫口、模沙戛，东南与毕节接界的第二区（现泼机、亨地、塘房乡一带）的二龙关、关门山及第三区（现渔洞乡至坡头乡一带）的黑树庄，玻璃坳，县东与川属古蔺接界的第三区的白车，第四区（今以勒、果珠、大湾、花朗一带）的大关口，水田寨（现属威信）、菜营（现属威信）东北与川南接壤的第五区（今木卓、雨河一带）的四里坡、黄水河，第六区的罗坎等21处要隘各建碉堡一座。当地民碉若适应军事之用者，亦稍加修改，镇雄山岩之中，每多石洞，杨国珍亦令当地自行联合修理，川滇间非商旅通行大路，均按计划，责令各区乡长或者堵塞，或者炸断，渡口上的船只竹筏，通通收藏起来。回县城后，杨国珍又派专员到各区堵修，并派密探打听各区修筑情况。1935年1月下旬，据密探报，第七区（今牛场至五德一带）尚未动工，便于1月26日发布命令，先将区长和10个乡长各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并限令到1月内指定地点兴工建筑，限1月完成，“如有任何乡长仍前玩视功令，不缴修碉款，不派民夫，以致伤害修碉工作，本县即照军法处以枪毙极刑，言出法随，决不姑宽”。一时，全县震动。以至顶风冒雨。加紧修筑，在指定地点新修碉堡11座，在县城附近修建6座，改建民碉13座，合计30座，又鼓励豪绅改建私碉，经营岩洞，使镇雄适应军事上的碉楼，四处林立，单第二区就有私碉33座，岩洞3个、文阁一座。
在广筑碉堡的同时，镇雄县政府还按龙云、安恩溥命令，实行坚壁清野。1935年1月11日，镇雄县政府即令各区长：“无论正粮杂谷，或存之碉堡，或储诸山洞，该区长必须会同士绅乡镇督饬各民户择要妥为收藏，无使颗粒资敌，”将来匪类窜入，见无粮可采，饥不得食不特无盘踞之虞，而官兵亦易收扑灭之效。在红军到达叙永之际，又令各区乡将所有区仓积谷及民间粮谷，除日常需用外，其余均运存碉堡山洞，“所有保管之法，出入之数，令由各区乡遣员负责登记，以免事后混乱。”(刘顺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