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驻昭九年


1929年至1937年间，安恩溥被龙云委以驻防昭通的重任，在9年的时间中，他严于治军，为稳定昭通社会秩序，发展昭通经济作了不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奉命两次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并参加了镇压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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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龙云的力量在云南占了上风，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省主席，4天以后，又任命龙云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安恩溥也相继担任了云南省军需局局长、补充大队大队长。
在云南动荡不安，百废待兴的岁月，龙云为了巩固自己在云雨的地位，必然要进一步击败对手，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为此，龙云对派驻各地的方面大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
安恩溥胸怀报国为民之志，清正廉洁，作战勇敢，又对自己忠心耿耿，被龙云看重并选中。1929年，龙云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暂编第一团团长，并奉命驻防昭通，除管军务外，还兼管昭通所辖11县的政务，兼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委员。1930年，又委任安恩溥为二旅旅长。
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龙云委派安恩溥驻防昭通，让他总揽滇东北一方的军政大权，充分体现了他对安恩溥的重用和信任。
首先，昭通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昭通地区位于滇东北乌蒙高原，当时下辖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11个县，总面积为2．3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84万人，其中，彝、苗、回等少数民族约18万人。昭通西隔金沙江与西康省的会理、宁南两县及大凉山相邻，北连四川省的雷波、屏山、宜宾、高县、筠连、珙县、叙永等县，东与贵州省的赫章、威宁、毕节三县毗邻，南与云南曲靖接壤，是滇川康黔四省结合部，四省经济、文化交往的枢扭，又是云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有“雄镇南滇，咽喉西蜀”之说。由于河流切割，昭通境内河谷纵横，山峰林立，雄关遍布，地形复杂，交通埂塞，易守难攻，实为川滇黔结合部的战略要地。此时，在云南“六二六”政变被龙云击败的胡若愚逃亡到了四川，欲借川军回滇，与龙云争权，龙云派安恩溥率暂编二团驻防三省冲要——云南北大门之地，实为防止胡若愚卷土重来，巩固自己在云南地位的重要部署之一。
其次，昭通11县，匪患尤烈，如无干练之才，为民除害之志，是无法稳定这一广袤地区的社会治安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加上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昭通11县，土匪猖獗，贵州、四川土匪也常到昭通打家劫舍，攻打村镇，有的甚至攻打县城，闹得人心惶惶。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民国十四年二月，昭通团队送新兵到省，回到江底被土匪将枪提尽，并进据桃园以窥视昭通；次年2月，威宁股匪虎云彪、刘云山等屡犯昭通，民国十六年宣威股匪韩甲甲率部窜扰昭通南区，十七年十一月南区土硐硐又发现股匪。昭属其余各县也饱受土匪蹂躏，出现市面“一日三惊”，“芝兰之室，亦生荆棘”的局面。土匪的活动，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可恨的是，连一些到昭通一带进行科研考察的科学家也被土匪杀害。1928年冬，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赵亚曾到云贵高原进行地质考查，采集了不少宝贵的地质标本。考察结束时，他雇几个民夫将标本挑运到四川，经昭通时夜宿于昭通附近的北闸。愚味无知的威宁土匪认为赵亚曾带着看得见地下宝贝的“穿山镜”，到云南探宝，已获宝贝数挑，将运到四川，便聚众抢劫北闸，将赵亚曾杀害。龙云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地位，便派兵到各地清剿土匪，安恩溥被派到云南匪患最烈的昭通，这说明龙云相信他能完成清剿在这一带活动的土匪的这一任务。
第三，动乱之后，百废待兴，如无为地方谋利之心，经济之才，也无法使昭通经济得到发展。昭通是龙云的故乡，安恩溥是昭通属的镇雄人，龙云派安恩溥到昭通，也含有“以地方人办地方事”之意，因此，在安恩溥走马上任之前，龙云曾面谕安恩溥：“昭通经胡张两军残破之余，伏莽滋蔓，治军之暇，亟宜考查吏治，注重民生及拓新清官亭园，俾观感有资，致臻上理，使吾父老兄弟乐于兵燹后得苏其困也。”
龙云没有错用安恩溥，安恩溥也没有辜负龙云的重托，他在总揽了滇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了云南的方面大员之后，并未飞扬跋扈，欺压人民，而是尽其能力，为地方多办实事，促进了昭通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人称道，在昭通等地方上留下了“安青天”的美名。


(二)


驻昭期间，他为人所称道的严以治军已初见端倪。他以严明纪律，端正作风为治军的唯一宗旨，并根据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制定了“三训”和“三戒”，用斗大的字书写于训练场上。其“三训”为“诚字神圣，勤字万能，我字万恶”，“三戒”为“戒吹(吸鸦片在昭通一带称为吹烟)、戒赌、戒嫖”。他经常以“三训”、“三戒”教育官兵，要求部下要以此为做人准则，对国对民忠贞不贰，勤学苦练，戒除恶习，学好本领，为国效力。
在二旅军中，安恩溥要求下属各部在每次进餐前都要集合唱一只歌，这支歌的歌词是：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人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之职。
安恩溥对部下管束很严，他派出武装巡查队，昼夜巡查，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又纠察军纪，具有宪兵的职能。他十分注重军民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在老百姓畏兵如虎的民国年间，为了纠正旧军队欺压百姓的恶习，当部下与老百姓发生争执时，他不论是否自己的部下有理，都要将其先行关押，继而向老百姓赔礼道歉，再进行调查，作出恰当的处理。他的这种做法，深得当地老百姓的赞扬，并称赞说：“只有安公的兵怕老百姓。”
在训练和行军打仗中，他严格要求部下，不得损害群众的庄稼和财物。一次，安恩溥率部野外演习，途经巧家县，时逢甘蔗成熟。此时，骄阳当头，人人口干舌渴，见到甘蔗都馋涎欲滴。为了保护群众庄稼，他便下令部队在行军时不准吃甘蔗，于是，行军一天，无一人违纪，沿途不见蔗渣。直到宿营后，安恩溥才派人购买大捆大捆的甘蔗来发给士兵，让他们饱尝朵颐之快。一年，安恩溥率部到镇雄大湾子，多年来，镇雄人民饱受土匪和军阀部队的危害，听说又有军队来了，大湾子街上的青年和妇女都纷纷上山躲避，后来听说是安旅长的部下，都又迅速从深山老林中回到家中，并照常各自营生，与同期到镇雄滇军的其它部队和川军的模范师“沿途骚掳，一路劫掠，强行拉夫，草菅人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他严于治军，在昭通、镇雄一带流传着“安青天，XX半边，XXX来了冲破天”的民谣，赞扬他率的军队不象滇军其它一些人率的部队那样胡作非为，骚扰民间。


(三)


安恩溥到昭通后，多次率部剿灭在川滇黔边区活动的土匪武装和绿林武装，为稳定昭通地区的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春，安恩溥率部清剿在昭通、威宁边界活动的土匪刘金全。为了减少伤亡，他命常绍群前往招安，到刘金全山寨中陈述利害，晓以大义，完成招安任务。本年秋，又率部到贵州赫章，清剿在滇黔川边区活动的绿林武装席大明部，将席大明部击溃。
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安恩溥还注意昭通的经济建设。他到昭通不久，便通过考查，会集昭通、鲁甸绅民商议修浚昭鲁大河，倡议修筑昭通至威宁的公路，又组建了昭通民众实业公司，开采昭通东区煤矿和大关茅坝山铁矿，扩建昭通城内的西街、陡街和清官亭，修建迎丰桥。由于其政迹卓著，1939年，昭通县政府在《云南昭通调查报告》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昭通历任县长对于地方建设，社会教育等均有贡献，而安恩溥办实业、兴水利、拓垦殖、建公路，政绩尤丰。
昭通至鲁甸数十里平川，总面积为524平方公里，在云南坝子中名列第四，其间土地肥沃，日照丰富，有利济河、干河、擦拉河(又名高鲁河)、洒渔河等四条大河纵横其间，故水源充足，为宜农之区。昭鲁坝子开发较早，据历史记载，西汉平帝年间，蜀人文齐到昭通任职，便率当地夷汉人民“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传为千古佳话。但由于社会动荡，年久失修，农田“悉受水患”，“国计民生，众受其害”。民以食为天，要稳定社会，必先兴农，而兴农必以兴修水利为首。
安恩溥到昭通不久，便倡议兴修昭鲁大河。昭鲁大河发源于鲁甸大黑山，上游为桃园河、鲁甸河，汇合中河与小龙洞河后为擦拉河，汇合到济河后名昭鲁大河，最后流人洒渔河，全长32公里。由于水的源头高，水流湍急，下游河段流人洒渔河出口处的老鸦岩，全为石峡，水流湍急，被当地人称为“石龙过江”。老鸦岩地势较高，夏日水涨，水流受阻，经常泛滥成灾，“沿河数十里之良田尽受其害”。
为了解决水患，自从17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对昭鲁大河的治河工程，但均收效不大，并由此而引起了不少的纠纷。
据历史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昭鲁交界处筑堤坝50余米，并于堤上建闸控制水的流量，致使鲁甸沿河一带常遭水患，百姓多次诉讼未得解决，到嘉庆七年(1802年)，鲁甸人以水涨淹田为由，集众毁堤拆桥，昭通人廪生李周前往调解，被鲁甸王太安杀害，昭属农民和鲁属六甲7户农民同时上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省总督府召集昭鲁官绅会勘，决定修复堤埂石桥，并将王安太处以流刑，上下河道各自由昭鲁两县农民各自分段岁修。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修复堤桥，并立碑记其始末，称桥为得胜桥，关水塘为得胜塘。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和咸丰元年(1851年)，昭通知县捐款修整昭鲁河，并在下游修沟配坝，沟称官沟，坝称石龙坝。坝筑于两岩之间，形如天生，人称天生坝，沟坝修成，洪水稍有宣泄。
咸丰十年(1860年)昭通知县孙廷仪查知旧圃街后海子河每年有大量泥沙流人昭鲁大河，泥沙淤集成灾，便下令按土地摊派，每亩出银一两，集资购买大沙坝民田建集沙围，在都济村开新河段，河口建滚水坝堵截流沙，减轻下游堵塞。同治年间，因民族纠纷得胜桥桥闸被毁，洪患依然如故。
光绪五年(1879年)昭通知县荣昭主持治理昭鲁大河出水口石峡，采取焚石爆石法，从四川购进煤油数吨焚烧石滩，无效停止。为了减轻水患，后又立碑命令严禁在此采石，以免泥沙淤河。光绪六年，荣昭主持重建石桥，并疏浚河道，仍然未能解决问题。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年至1893年)知府龙文以工代赈，清除河中泥沙，但老鸦滩仍未得治，百姓讽刺说：“千把锄头万把凿，府公耐我石龙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龙文仍以工代赈，在得胜桥旁建石桥一座，加速泄洪。
民国八年(1919年)又遭水患，郡绅李湛阳与地方人士仍以工代赈，在浚河清淤中虽已认为水流不畅，多发水患，是因老鸦岩石滩阻塞，清除石滩是治河的关键，但由于工程量较大，资金短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民国十三年(1924年)龙云回昭通治丧，要求昭通知府符廷铨开凿新河(人称龙公河)，要求鲁甸知县张瑞珂疏浚黄硝沟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洪水的压力，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比较好地解决昭鲁大河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水患问题，1930年8月，通过实地考查后，安恩溥召集“昭通绅民会议”，决定修浚昭鲁大河，并将情况上报省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接到报告后，立即任命安恩溥督办昭鲁水利。
1931年1月，安恩溥宣誓就职，并与昭鲁两县有关人员商议后，制定了治河办法。其主要内容是：(1)上游挑挖河身。(2)昭鲁大河出口处开凿老鸦岩石峡。(3)在昭鲁两处设立水利工程处，具体指挥治理工作及今后的维护。整治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河道，第二步是加高加固高鲁河河堤，挖开大沙坝，排除农田积水。第三步是凿深老鸦岩过江石峡，保证洪水季节河水畅通无阻。为了使工程顺利开展，安恩溥通过调查，将昭通境内河段分为五段，对每段的工作作了详尽具体的安排，并委派专人负责。
为了筹集经费，安恩溥还与地方士绅商议决定，除由省府补助及地方拨款外，其大宗款项由乡间水利工程的直接、间接受益者按受益程度大小派捐出工，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
治河工程于1931年2月7日动工，8月基本竣工，共投资国币288824．6元，投工2664003个，开挖土方524000立方米，炸石方47600立方米，炸深老鸦岩石滩2米，同时疏通了所乐河、小龙洞河、中箐河、龙公河等支流。
昭鲁大河治河工程第一次炸老鸦石滩成功，初步解除了多年来沿河两岸水患之忧，泄洪护地50000余亩，对昭通、鲁甸两县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1954年后对昭鲁大河进一步的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昭鲁大河两岸五谷丰登，百姓悦乐，《民国昭通县志稿》称赞说：“迄于今日，昭通西南两区一带水淹洼地悉得栽种，即遇大雨亦无浸患之虞，造福桑梓，增加农产，厥功匪浅矣。”
利济河又名荔枝河，发源于龙洞，环绕昭通城，河水澄澈清洁，夹岸绿树成荫，幽静宜人，昭通著名学者张希鲁在其诗作《步荔枝河》中称其地“潺潺坝束水，蒙蒙岸穿柳”，“烟花五色乱，肥柳一片绿，昨夜下微雨，清溪可濯足”。由于其地风景幽美，文人学士们便将其列为“昭通八景”之一，给这个地方取了个“利济浮光”的美名。民国年间利济河为昭通城主要饮用水源。由于多年失修，河道淤塞，两岸田亩常被淹没，同时，河水也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污染，影响饮水质量。民国十年(1921年)，昭通县政府和当地士绅商量后集资于城西北角修建滤水池，解善了饮用水的卫生，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治理昭鲁大河的同时，安恩溥于1931年春决定疏通利济河，做到大河顺畅，小河贯通，基本解除两岸水患，并从根本上解决了饮用水污染的问题。
为了推动昭通经济发展，1931年安恩溥创办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年间，在昭通的集市、金融、商店、公司中，公司最引人注目。实业公司是由昭通机关团体投资及民众集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创办之初，有资本20多万银币。安恩溥与公司股东研究后确定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是开垦观音寺荒地、办理电灯厂以及次第开办采矿、制革、森林、畜牧等项目。
观音寺荒地开垦是实业公司首选项目，这片土地在昭通南区土硐硐与海口桥之间，共二千余亩、据记载，这些荒地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均属上等良田，嘉庆以后，渐受河患，多年不收，荒芜了近百年。民国年间，荒地主人都储款伺机开发，以图厚利。由于有暴利可图，开发商互相嫉妒，互相牵制，使这一带一直无法开发利用。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后，安恩溥便以“平均每工(又为弓，一弓为1．3米——笔者注)约合镍币5元之谱，地主卖地，或付给现款，或照应得地价换填公司股票”收购土地。当年垦荒收到实效，到1935年，公司总投资八万多镍洋，将荒地全部开垦出来，同时，又选择高处，修建住房十多间，佃户房五十多间，购买耕牛招佃种田，年可收谷三千余石。
为了移风易俗，按照安恩溥计划在观音寺新建的新村取名为“新民村”，在新民村创办了“平民小学”、小医院、街场和公园，规定本村人民须实行戒烟，本村田亩，一概不准种植鸦片，男女儿童达到就学年龄即须入学，20岁以下的妇女，强迫立即放足，使新的社会风尚进入了昭通人民的生活。因此，观音寺荒地的开发利用，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收获，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安恩溥还筹办电灯公司，派人到外地采购了一台80千瓦的蒸气发电机，于1933年底安装完毕投产发电，在昭通安装了电灯500多盏，基本上解决了昭通城区照明和少量加工用电，到1939年，昭通城已装置电灯五千多盏，并建立了电力碾米厂。电灯公司的开办，使昭通人民第一次用上了电，明亮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菜油灯、桐油灯和“洋油灯”，人们看到了现代化的一丝曙光。这件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来讲，云南点上了电灯的也仅有昆明和昭通两地，因此，在当时昭通人民的生活中，这确实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实业公司还下设矿业，于1935年在开发昭通煤矿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建立了煤矿。除此之外，还在昭通、彝良、大关三县交界的茅坝山开发铁矿，后因铁矿“质量虽佳”，但“炼法不精”，质量不好而“销路太窄”，安恩溥又率部出师抗日而放弃。
安恩溥深深地懂得，“交通为立国要政。国家之隆替，地方之文野，均视乎交通之畅阻。”
昭通山川险峻，交通梗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联系，开筑了一条由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宽五尺，名“五尺道”，起于四川宜宾，经昭通到曲靖，是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相联结的纽带。汉朝和唐朝，又以五尺道为基础，建成南夷道，开凿石门道，清代改土归流后，交通又有所发展。民国年间，唐继尧、龙云相继提出修建云南“四千道”、“五千道”的计划，均将昆明至昭通的公路建设纳入计划之中。而昭通至昆明的公路，原计划线路为由昭通经会泽、杨林至昆明，后因昭通到会泽间山高谷深，工程艰巨，并要在江底修建牛栏江大桥，工程甚大。为了节省开支，将线路改变为由昭通经威宁、宣威、曲靖至昆明。1934年，昆明至宣威段已全线通车，1939年4月，宣威至威宁公路又已通车。
昭通至威宁的昭威公路全长122．2公里，其中，由昭威边境的烟堆山至昭通城为14公里。全线有土石混合路基240万余方，在昭通境内的9万多方。昭通段由安恩溥联合昭通、鲁甸官绅修建，路线由迎丰桥到元宝山，过团山沿八仙海到诸仙背、烟堆山进入威宁，于1936年2月开工，不久停工。1937年2月，安恩溥又率二旅三团并征民工筑路。威宁县城到烟堆山一线，由于沿途人烟稀少，人民贫困，因此，按指示由安恩溥旅分担六成，民众负责四成，1937年2月在安恩溥的主持下在后河坡举行开工典礼，9月，路基初成，而桥函未就，安旅出师抗战，工程暂停。这段公路在当时虽未最后完工，但在安恩溥率领和二旅官兵与民工的努力下，也奠定了基础，最后于1940年4月，完成桥涵工程，全线通车。昭威公路完工，使昭通人民渴望已久的昆明至昭通540公里全线通车，初步改变了昭通与世隔绝的局面，使昭通的交通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此同时，安恩溥还捐资修建了昭通至新民村的乡间公路。昭通到昆明的公路改线前，昭通已沿原线路修筑公路做了不少工作，改线后，这段公路停工。后安恩溥提出，丢了原来的工程十分可惜，便捐资由二旅补充队军士继续修筑，完成了由迎丰桥至新民村的十多公里的乡间公路修筑。
川滇黔边区海拔最低的地方仅200多米，最高的地方达4000多米，分为坝区、江边河谷、二半山区、高寒山区。由于气候悬殊较大，物产种类繁多，大宗农副土特产品有桐油、木漆、枧油、花椒、元麻、芋片、半夏、羊毛、皮革等230多种和大量的山货药材。
昭通是川滇黔边区最大的集镇，为川滇黔边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昭通从事手工业的有一万余人，行商跑遍云贵川，并沿江下到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形成四川帮、贵州帮、江西帮、湖南帮、滇帮和滇西帮等，组成盐业、纱布业、百货、山货、药材、油店、糖庄、茶酒、银行、杂货、行商、经纪、客马等13个同业公会，进行各种进出口交易。城市为商品流通的依托，昭通集镇城市建设，不仅可以带动昭通及昭属11县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川滇黔边区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
安恩溥驻昭期间，对城市建设十分重视，并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善市内交通设施。昭通城为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后所建，原街道十分狭窄，到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显得格外拥挤。安恩溥到昭通后，根据昭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群众的呼声，决定整顿市政，将主要街道陡街土木结构的铺面拆除并后退扩宽街道，改建为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铺面，并修筑马路，使陡街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市民交相称赞。陡街改造结束后，又“次弟兴建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使昭通城建设呈现出“铺面尽改西，街道宽平”的景象。城市建设又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一时之间，昭通市场繁荣，被人誉为“小昆明”。
在修筑马路的同时，安恩溥还派员对原南门外的迎丰桥桥面进行扩建，于1931年建成，“较前阔大坚实”，又提倡重修虹桥，改变虹桥桥洞狭窄的状况，为过往车马行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城市建设中，安恩溥还重视修葺昭通风景点、运动场等公共设施。
清官亭是昭通市区内唯一的公园，民国以来，昭通屡经战火，清官亭也受到破坏，出现了“伏莽滋蔓”的状况。安恩溥到昭通后，准备对清官亭进行大规模的修整。1932年，他召集地方士绅，倡议集资得一千多元，又自己捐资3000元，修浚积沙池，拓宽池畔隙地，种花草竹木以供众人游览休息，又在公园西北角筑“兵工堤”。不久，又重修清官亭楼阁。清官亭是公园的核心建筑，由于修建年代较长，风吹雨打，鸟虫剥蚀，破败不堪，安恩溥又在二旅官兵中酬集资金一万多元，进行扩建，历时8个月完工，成为现在规模。安恩溥重修清官亭，有其一定的政治意义。据记载，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王禹甸到恩安(即昭通)任知县，了解到昭通饮用水系由城北二十余里的龙洞引入县城后，蓄于城内的水塘子和下水塘子，供全城人民汲用。若遇天旱少雨，农田争水，城内用水很难引入，因此昭通城内饮水困难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王禹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这一问题。他召集地方人士商议集资，并自己带头捐款，选定在城外西北隅兴建一大蓄水池，并在水池东面建一龙神祠，两侧建般房、仙阁，又拟在龙神祠前面水池中建一戏台，命名为“三多塘”，取吉祥之义。嘉靖十四年，王禹甸任满，便将未完事宜细托继任知事欧阳道瀛。同年，“三多塘”竣工，池中戏台改建为阁，供奉观音。不久，昭通大旱，龙洞水引不来，幸有“三多塘”蓄水供全城人民饮用，众人方感王禹甸为昭通做了一件大好事，加之他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为了缅怀他和激励来者，民众不约而同地把“三多塘”称为“清官亭”。
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王禹甸“有侠气”，在昭通任期，“尝访缉盗贼，境内肃然，审判讼狱，鲜有滞留”，昭通民间为纪念他，还编出了一则传说，说王禹甸来昭上任途中生了重病，住在旅店中，遇一侠士。这侠士与他素不相识，但见他为官清廉，身无余财，仗义为他求医买药治病。王禹甸病故后，又为他料理后事，并继承其遗志，冒名顶替，到昭通任知县，兴利除弊，除暴安良，公正廉洁。卸任后，侠士云游四海，行侠仗义。为了纪念这位侠义之士，昭通民众便将他所倡导修建的“三多塘”称为“清官亭”。
安恩溥大规模地修葺清官亭公园其意义十分明确，即强调为官清正，“上不负国家之委任，下可作群众之表率”。清官亭修葺结束之后，安恩溥作了《改建清官亭序》，将他的这一思想作了明确的表示，其序如下：
按昭通县志，亭在县西北隅，为清嘉庆十四年县宰王禹甸奕山所建，初名“三多塘”。奕山清慎勤能，县人士至今称道弗置，名亭曰“清官”，其自传欤?盖勖后也。光绪甲午，太守龙文茸而新之，改颜“清光”，失初旨矣。民国九年，县人士以亭下池水为全城饮料之源，非只游观之胜，故又名曰“卫泉公园”。
民国十九年，化奉命率暂编第一团来镇是邦。临发，主席龙公特召谕曰：“昭县经胡、张两军残破之余，伏莽滋漫，治军之暇，亟宜考查吏治，注重民生及拓新清官亭园，俾观感有资，致臻上理，使父老兄弟乐于兵燹后得苏其困也。”
化夙尝学问，敢不敬恭桑梓以抒主席宵旰之忧?所幸官兵用命，不期年而四方匪乱以次削平，安宁秩序，原状回复，化乃得稍息仔肩，爰集地方人士，倡议捐资，得千余元，化助三千元，修浚积沙池，复拓池畔隙地，莳花草竹木以供游览。于园之西北隅筑兵工堤一，顾风景略增而规模仍隘。且此园重要在清官一亭，惟历时既久，风雨飘蚀，鸟剥虫穿，行就倾圯，不谋新之，无以称前贤之意，彰主席之念也。复商全体官兵捐币一万数千元，责建设局长李国彬等董其成，于二十一年四月经始庀材鸠工，改旧亭三楹为五，前后增建亭台各一，环以回栏，通以石桥，凡八阅月蒇事。引泉浚池，绿波荡漾，有亭翼然在水中央，仍复其名曰“清官”，园曰“卫泉”，兼其意也。
夫“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①。（注①．语出(左传》桓公二年，宠赂：私宠和贿赂，章：同彰。）”慨自民元以还，历岁用兵，政今未一，因缘幸进，政日以非，官吏上者贪枉为能，求其清洁及心，勤慎将事，上不负国家之委任，下可作群众之表率者盖亦鲜矣，岂不重可慨哉!化备职戎行，虽不谙国家大计，间尝窥国家之治乱莫不以官之正邪为定。我主席高瞻远瞩，笃念故乡，命建斯亭以为邦人土游憩之所而寓整饬官方之意。化秉承改建，冀官斯土者登临游览，顾名思义，某奸某贤咸懔清议，严夜暮之戒，绝苞苴之行②（注：见(后汉书•杨震传)。东汉杨震，为官清廉，赴任东莱大守，途径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令，谒见，夜怀金十斤遗震，震不受，密曰：“夜暮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苞苴：贿赂也。），勿欺己以欺民，勿罔法以害众，此主席之本旨，亦化区区之意也。
至于游人登览，把酒赋诗，爽怿湖山，坐延霞晖，俯仰胜慨，昕夕玩对，因固骚人墨客之韵事，亦建亭之余意耳。
他若园之西北隙地尚多，东北旧宅湫隘，扩而充之，是所望于后之来者。
大龙洞距昭通20里，为昭通远郊的主要风景点，大龙洞一带层峦迭嶂，林木荫翳，上有九箐十三峰，其洞石乳倒悬，嵌空玲。洞对大闸，春秋二分，月光四射，宛如骊龙含珠。”群众尝称龙洞之胜，山水幽深，惟嫌太远，道路不便。安恩溥命兵士修筑沿途大路直达洞外，并命名为“蒙泉公园”，使游人能早出晚归。
葡萄井旧名珠泉公园，距城20余里，也是昭阳八景之一，该井“方圆八尺，水四时温暖，由下漏出，碧泡累累，连珠串串”。为了方便游人观赏，防止人多拥挤时游人跌人井中，安恩溥在修老鸦岩水利时，在井的四周建了护拦。
安恩溥提倡国民健体强身，在他的倡导下，于1931年修建了元宝山体育场(即现昭通体中旁的元宝山运动场)。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安恩溥出于爱国之心，认为将来要参加抗日驱虏，必须有强健的身体，故倡导在昭通举办昭通十县运动会，藉以促进体育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他划定元宝山前的空地为运动场，又出面募集巨款，购买附近农田三十多亩，并将穿场而过的河道填塞，改由沿山脚流过，将元宝山前空地建成运动场，在运动场边筑起参观台，取名为“逐日运动场”，一语双关，寓体育应逐日锻炼，驱逐日寇两重含义。
此外，安恩溥还积极争取，修建了北兵营。民国昭通驻军，指挥部设于总镇署内，总镇署年久朽坏，1930年夏，安恩溥对总镇署进行修葺，将旅、团部设其内。但多数官兵仍驻扎会馆、庙宇，扰民太多，因此，安恩溥拟建营房于城外，并报云南省府批准，拨款滇币五十多万元，几经选地，最后因北校场“地高而旷，龙洞水环绕于前，饮料尤便”，便在此修建“北兵营”，供驻军之用。各连部、宿舍、讲堂及会客、卫兵、夫役、禁闭、医院等一应俱全，另外还修建一宽五十余丈，长七十余丈的操场，“规模宏阔，堪为永久驻兵之所”。
安恩溥于1929年驻昭，1937年出师抗日的前后8年中，在昭通平息匪患，安定人民生活，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兴水利、建公司，修公路，抓城建做了大量工作，在动乱的年代中，呕心沥血，为繁荣昭通经济作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时至今日，昭通人民都还没有忘记他。他的业绩，被多次载人了昭通地方史志之中。


（四）


安恩溥驻昭通期间，奉命参与镇压了昭通地下党领导的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的革命活动，并奉命参加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和“围剿”红军游击队。
昭通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鸦片战争后，昭通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不少地方还饱受残存的土司、土目等奴隶主的蹂躏。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勤劳勇敢的昭通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清同治年间，昭通大关一带便暴发了著名的李永和、蓝大顺起义，镇雄、威信、彝良的各族人民参加了滇黔边界的陶新春起义，两支起义军数十万人与太平军相互呼应，转战于川滇黔陕甘鄂等6省，分别坚持斗争长达7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辛亥革命时期，昭通人民又积极响应，参加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逐渐传人昭通，昭通人民革命斗争更是彼伏此起，昭通有志之士，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不少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云南地下党在昭通的会泽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又在昭通、盐津等县建立了党、团支部。
1928年冬，根据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的指示，会泽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革命武装，成立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由中共会泽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任师长，兼第二路军司令，活动于会泽一带。“九一八"事变后，这支革命队伍更名为“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
三十年代初，地下党员杨伟贤回云南，与蒋开榜取得联系，参加了云南反日义勇军，任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杨伟贤于1904年6月出生于镇雄直隶州庙坝(1908年分设彝良县，庙坝属彝良，1956年又划归盐津)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到昭通投军，在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相继担任过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务。由于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上海参加“松沪抗战”。杨伟贤回乡后，组织革命武装，在川滇边的镇雄、彝良、威信、兴文一带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打击土豪劣绅。1933年镇雄罗坎团首刘焕安等人的报告中称，本年7月21日，“共产党杨伟贤率五六十人”袭击“操纵粮价”的地方土豪张九刚，收缴其屯集的大量粮食，救济饥民，并“吼称打倒伊之不平等等语”。安恩溥接到报告后，派二旅龙营、常营到罗坎一带“进剿”，杨伟贤率部退到罗坎麻地的官仓，又遭龙营和常营前后夹击，6人牺牲，4人被俘。8月，杨伟贤等到镇雄劫狱营救游击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范敬章，安恩溥又派常营与川军在川滇边“围剿”，11月16日，常营在川滇交界的梳头沟袭击击散杨伟贤部，将第四路军击溃。
在杨伟贤组织第四路军的同时，彝良王兴书也与蒋开榜取得联系，组织第五路军活动于彝良、大关、盐津结合部，安恩溥按云南省政府通令，指示昭通各属严加防范，并率部到盐津，将五路军击溃。
1933年10月，在昭通发现“救贫义勇民军”总司令蒋开榜发出的委任状和文件，安恩溥当即秘电会泽县政府严密探查，将蒋开榜和递交委任状的重要关系人一起捉拿到案。
蒋开榜是昭通会泽县尚法乡大木厂人，自小敢作敢为，读书时适逢“五四”运动时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即率同学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并与同学谈抱负，说理想。1927年春，中共云南省委派陈祖武到会泽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蒋开榜参加了陈祖武在学生中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努力会”、“爱国青年互助会”，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导室学习，同年夏回会泽打人地方民团“民众自卫军”，组织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下设八个路军，任师长兼救贫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
1932年5月，龙云等人发现地下党在会泽活动的蛛丝马迹，下令逮捕蒋开榜，会泽县政府多次到蒋家搜查，蒋开榜等人到昭通活动，又被反动当局派人到处追捕。蒋开榜决定于10月4日举行暴动，因条件不成熟而推迟。在这关键时刻，会泽县长接到昭通秘电，得知蒋开榜已回会泽，便布置密探，加紧搜捕。1933年11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蒋开榜在天后宫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会泽县长孙季康将所获材料和所搜获的军旗、印章、布告定案上报，1934年5月18日，会泽县政府将蒋开榜和“义勇军”参谋长刘文明杀害。
至此，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斗争失败，全部停止活动。


(五)


1935年初，安恩溥奉命率部参加了对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原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本年冬，红军到达黔东，12月，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兼任“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龙云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中，有人认为红军不会到云南，其理由是云南地处边隅，无回旋余地，容易被消灭，并以石达开不到云南为例证。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以保境安民为上策。这种主张，以省政府马聪及总部军务处长陶汝滨为代表。总部经理处长孔繁耀认为，万一红军进人云南，则地方秩序必大遭破坏，“公私必大受损失”，为策万全计，与其拒之于境内，不如拒之境外，并且也合中央意图。
昆明军分校主任唐继麟认为，红军善化整为零，若分成多股纵队，从正面向本省前进，殊不易防堵，应分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早作坚壁清野之计，将一切重要物资运于附近坚固的城市或碉堡中，由各县常备团队守备，这样，红军到达，必无所获，自易退散。
会议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军力量已不大了，在中央军跟踪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下，“实无幸存之理”，并认为红军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下，“实无幸存之理”，并认为红军“已临末日”。
老谋深算的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听了他们的发言后，经过深思熟虑，向龙云建议，认为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要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云南只好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然跟踪而来，那就会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云南防堵红军，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红军未人云南时，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红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云南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红军人境的打算。若红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追不堵，将红军尽快赶出云南为要。
龙云采纳了孙渡等人“以邻为壑，保存自己”的方略，并命各地采取措施，堵截红军进入云南。
遵照龙云指示，10月以后，安恩溥便命令昭属各县修筑城池碉堡，训练团队，编联保甲，清查共产党的活动。并制定图纸，指定各县修筑碉堡的地点，应破坏或阻塞的道路。安恩溥在历次命令中，认为镇雄地接川黔，对防止红军入滇十分重要，指示镇雄县长杨国珍要“刻不容缓”，“即速办理”，“勿稍疏远”，“若仍因循敷衍，或籍故推诿，一经查出，定即严究不贷”。在广筑碉堡的同时，还指示镇雄破坏、阻塞川滇黔之间的道路14处，将川滇黔交界各渡口处的木筏、小船全部收藏起来。
安恩溥还根据龙云指示，制定了《第二旅戍区清查“匪共奸宄”暂行条例》12条和“宣传暂行办法”12条，要求各县要严令各机关清查有无“反动’’组织、劳工事件，清查户口及人民的出入，行商的往来、机关服务人员的往来，检查邮件，并把清查重点放在川滇黔要道和毗连乡镇。规定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组织宣传队到各县、各乡镇进行反共防共的宣传。
红军人黔后，龙云任命孙渡为讨逆军第十路军行营主任，率滇军安恩溥旅(二旅)、鲁道源雄(五旅)、龚顺壁旅(七旅)出境到贵州堵截，并以安恩溥旅为先头部队。
临出师之前，龙云派飞机到昭通接安恩溥到昆明，面嘱安恩溥等务须把红军堵截于川黔地区，勿使进入云南。
为抓紧时间，按龙云指示，安恩溥命第二旅各部由原驻地昭通、宜威，分向贵州威宁集中后先向毕节前进。2月初，龙云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滇军编为第三纵队，由孙渡任司令官。安恩溥任第三纵队第二旅旅长，并于2月1日集中完毕，率部队由威宁出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决定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转入川西，从沪州和宜宾一带北渡长江，同红军四方面军取得更紧密的联系和配合，赤化全川。1月下旬，渡江计划未能实现，红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实行机动。2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前敌情及渡江困难，拟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的苏区，并决定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争取在镇雄地域休息和缩编。8日，红军各部陆续向镇雄推进。本日，安恩溥到达毕节，听到红军向镇雄行动，为了将红军堵在云南境外，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将情况分报龙云、孙渡，不待回命，即率部于毕节出发，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行军120余里，经黑树庄、母享到镇雄大湾子堵截红军。
大湾子离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院子仅四十来里。由于安旅赶到大湾，龚、鲁两旅和孙渡纵队随后跟进，即将到达大湾子至镇雄一线，为了避免同滇军纠缠，影响红军战略计划，红军将到镇雄集中、休息和缩编的计划改为到扎西集结。9日，中革军委命令五军团由镇雄坡头渡回赤水河，并在行动中加强后卫警戒，引安旅尾追，伺机伏击歼其一部。
见红军未进镇雄，安恩溥于次日率部向镇雄县城前进，到黄土坡时听说红军未逼近镇雄县城，即转向威信扎西方向前进。10日，安旅到达镇雄芒部，得报红军林彪部先头已到距芒部三十来里的两路口，正在架设电话线，安恩溥便命部下驻扎芒部，决定于次日晨向两路口进攻。
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红军在“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杀回马枪”。10日，军委放弃伏击安旅计划。11日，红军中央纵队回师东进，红军一军团离开镇雄雨河到扎西。同日，安恩溥率部赶到两路口，见红军已折向威信，便率部跟踪前进。进至斑鸠沟深谷，忽闻高山密林中传来阵阵凄惋的箫声，安恩溥大惊，认为是红军设伏信号，急令部队卧倒。
斑鸠沟在镇雄、威信交界处，地险林深，清代镇雄叶如椿在《斑鸠沟有感》诗中形容该地是：“云连岩不断，水落涧逾鸣。”如红军果真在此设伏，则安恩溥必然要受重创。安恩溥等候多时，不见动静，派人搜索，原来是一苗族牧童放牧吹箫。虚惊了一场之后，安恩溥也不敢再穷追，怕追得太紧，与孙渡等部离得越来越远，遭到红军的伏击，就有被歼灭的危险，便以补充粮秣为名，转到横山陇家住宿。14日，红军全部离开威信县城扎西，而安恩溥于16日方进人扎西。不到100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五六天，已与从毕节进镇雄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见红军已离扎西两日，安恩溥在扎西城中停了半日，便又继续尾追，出威信，经叙永分水岭、营盘山、麻线堡、白沙河进入川南，但仍不敢贸然进逼，总与红军保持半日至1日的行程。2月21日安思溥部进至古蔺属马蹄滩，见红军已二渡赤水，经仁怀向遵义方向去了，方停下休整。
安恩溥率部朝前猛追，孙渡恐其有失，催龚旅、鲁旅随后跟进。11日，鲁旅进至镇雄大湾子，在老场坳口与红军佯动镇雄，迷惑敌人的五军团遭遇。因安恩溥9日曾报说红军无进大湾子之意，鲁道源却在大湾子遭到红军打击，因此，对安恩溥颇有意见。
为了策应安旅，孙渡率纵队部及鲁、龚二旅不经扎西，直出分水岭兼程追赶，并电责安恩溥冒进。安恩溥也听到红军将中央军韩汉英、黔军候之担等部整师、整旅歼灭的消息，心中有所畏惧，深感前段时间脱离纵队部指挥，甚为不当，警告自己不能再行冒险孤军独进了。此后，得知孙渡部已人黔境，方率部由马蹄滩过河入黔，经瓢儿井重回毕节，后又奉命到大方一带防堵。过了几天，见到孙渡，孙渡批评安恩溥说：“过去你在前面跑，龚旅在后面慢吞吞地拖，鲁道源我们在中间很作难。”并警告他说：“你要知道红军十分利害，这回你两个团没有被吃掉，实属侥幸。现在蒋委员长来到贵阳，通知各部队由他直接指挥，更不能学过去那样随便了。”安恩溥也深知自己孤军深入的做法不符合龙云“以邻为壑”的方略，此后，便按照孙渡指示行动，而孙渡则完全照蒋介石或薛岳电令指示各旅、团应到达的地点。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渡江，便分头截堵，为了达到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地区的目的，命滇军在大定、毕节一带防堵，此后，安旅在毕节、瓢儿井、大定一带旋磨打圈，疲于奔命。红军制定了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方略后，为了调开滇军，红军挥师东向，四渡赤水，进逼贵阳。贵阳空虚，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滇军拱卫。
4月初，安恩溥在瓢儿井奉命去打鼓新场支持黔军，先头团已出发了一个多小时，又奉命急返大定集中待命，安恩溥立即将后卫团改为先头团，并派快马追回先头团随后尾进，先头团和旅部入夜方到达大定，而后卫团只到距大定40里的锅厂。本日夜11时，安恩溥又接到薛岳电话，说蒋介石要安旅于4日前到达贵阳附近的清镇，确保飞机场安全。并问安恩溥是否办得到。安恩溥回答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竭尽全力为之”。次日，安恩溥率部急行军一百余里，赶到黔西。
1935年初，在川滇黔一带流传说红军中有一个口号，叫“手捧川军，脚踏黔军，拖死中央军，血战滇军”，认为在西南一带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以滇军战斗力最强。到黔西后，安恩溥便向当地驻军韩汉英部借了3张汽车，将二旅先头两个连星夜送到清镇，并一路虚张声势，广为宣传滇军大部队已到贵阳附近，想借滇军之声势解贵阳之围。4日下午，安恩溥到达清镇。
4日，红军佯攻贵阳，主力到扎佐，先头已到沙子哨，在贵阳的蒋介石、宋美龄十分慌张。当晚11时，薛岳又来电话，转达了蒋介石要安恩溥速率部于明日拂晓前到贵阳拱卫的命令。为了争取时间，安恩溥接到命令后，立即派人分头直接先到各连部传达，要各连立即生火煮饭，吃完饭的连队立即直截向旅部报告，听候集合号令，各连都接到命令后方到营部、团部传达。次日凌晨零点30分，全旅集中出发，于5时到达贵阳城外头桥。此时，宋美龄派去接安旅的人都以为安旅要天明以后才会赶到，安旅被阻，不得人城。天亮后，蒋介石、宋美龄接到安旅出乎意料地迅速赶来的消息，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将安旅迎人贵阳，并立即召见安恩溥，表扬安恩溥说：“你们这个部队，可以算是国家的军队了。”当听到安恩溥回答说要绝对服从薛岳的指挥，誓死拱卫贵阳时，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好。
调出滇军后，云南空虚，红军向云南大踏步前进。4月15日，安恩溥率二旅作滇军先头进至广顺，判断红军必渡北盘江人云南，便决定取道红军之北，与红军并进，欲先红军渡打帮河、北盘江截堵，将红军堵截于云南境外，16日，安恩溥赶至狼洞马场，见紫云一带已无红军，判断红军已渡北盘江，电孙渡请允许率部由八十蛋渡打帮河、北盘江，孙渡回电说必须按蒋委员长电令行动。未得允许，安恩溥明知次日又要走回头路，但，军令如山，只好按命令率部缓缓而行，于17日到白石岩沙子沟一带宿营。果不出所料，18日，安恩溥接到孙渡电，说红军已由保保树一带北渡北盘江，着速取捷径渡江堵截，便又率部返回狼洞，并连夜赶到八十蛋，于江内搭便桥渡江尾追红军。
4月25日，安旅追到黄泥河，此时，国民党九十师初与红军后卫部队红五军团接触，九十师师长欧震见安旅赶到，即让在路旁，要安恩溥率部进攻，安恩溥即命二旅郭建臣团冲过黄泥河街，向山地红军仰战。红军且战且退，安恩溥旅沿途在小羊场、傅村与红军后卫队接触。26日晨，安旅万保邦团在沙寨与红军一军团后卫部队接触，安恩溥闻讯后，速命郭建臣团增援，并率旅直属队进至村口，与红军一部遭遇。安恩溥传令兵被击毙，安恩溥命特务连守住村口，又命郭建臣率部从村外向红军右翼高地迂回进攻。红军借大雾掩护撤出沙寨。雾散后，安恩溥率二旅追至猫街，已寻不着红军踪迹了。
当夜，安恩溥旅宿于窝铅厂，接到龙云来电，说红军主力先头已进至曲靖，令安旅切勿受红军后尾少数部队牵制，应兼程经陆良至宜良乘火车回去保卫昆明。接到命令后，安恩溥旅于27日晨出发，急行军两日一夜，于28日夜到宜良上车，29日午到跑马山下车，进驻干海子，并派出游击队在大板桥警戒。
按龙云命令，二旅一面掩护昆明，一面出富民尾追红军，3日到武定，知红军西进元谋，便于5日进至元谋，6日，在向永仁前进途中，得报红军在金沙江街头(龙街)准备渡江，安旅又折头急进，至龙街后，又听说红军已沿江而下，安恩溥便率部跟踪。道路狭窄崎岖，骡马难行，安恩溥只好改道向环州、慕连方向前进，并将情况电告已到元谋的孙渡部。
5月8日，安恩溥率滇军尾追红军的先头部队二旅进驻慕连，10日，第三纵队全部至慕连，接龙云电，红军已由绞车渡过江，第三纵队就地待命，不几天，便奉命暂回各旅防地整顿待命。
安恩溥率二旅回防嵩明不久，龙云派人将他接到昆明，谈及红军九军团由黔入滇，进占宣威、会泽两县，由昭通巧家的树桔渡口过江的情况，指示安恩溥到会泽办理善后。6月初，安恩溥到会泽，会泽代理县长朱文开(唐继尧表弟，曾任过烟酒公卖局局长，禁烟局会办)等人请示逮捕张秀升、阳璐活祭被红军处决的会泽县长杨茂章等人。据朱文开等反映，红军未到会泽时，县长杨茂章召开参议会布置防守，推举张秀升为城防指挥官，张秀升却暗中将城内情况告知红军，引红军进城，拘捕并在县城召开大会处决了杨茂章等人，城内城外有钱有势的人家都被分头检查没收财产，仅现洋便搜出20余万元，此外，红军还收缴县府枪支300多支，子弹两万余发，并将地主浮财分给群众，又开仓济贫，城内城外参加红军的达一千多人。
安恩溥听了汇报后，便向省府请示，按省府命令处决了张秀升。此后，新任会泽县长到任后，安恩溥照省府指示，对所谓的“安定人心，抚辑流亡，清除匪类”等事项进行了布置，又派人检查布置好金沙江防务后，留三团团长郭建臣率一营驻防会泽，自率旅部及其余部队回防昭通。
1936年初，安恩溥又奉命率部参加了对红军二、六军团的围追堵截。
1935年11月，贺龙、肖克率红军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并在当地创建新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安恩溥驻防的滇东北地区与贵州毕节毗邻，此时，又成为云南堵截红军的重要地区。几年前，安恩溥便提出以昭通为中心，架设东昭1l属长途电话网一案，虽经省政府批准办理，但一直拖延下来，未予实施。此时，为了巩固东防，龙云主动提出要积极办理此事，并命安恩溥会同电报局、电话局负责进行，完成滇东北通讯网络的建设。此后，因红军迅速进入云南，此事又搁置一边。
为了堵截红军二、六军团人云南，龙云即派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渡率安旅、鲁旅、龚旅及第五团、第十七团共步兵8个团，拨工兵第一营为纵队部的警卫营同其它机炮等特种兵到滇东北切实部署，并派第三、四两个补充队为第三纵队总预备队。
2月10日，安恩溥乘飞机冒雪飞往昭通未成，又于次日，冒雪飞回昭通，并迅速集中二旅，在昭通驻防。此时，龙云估计红军二、六军团“到黔西之后，揣其形势，不窜滇之镇(雄)、彝(良)，即窜川南，在交界地区造赤区”。2月18日，蒋介石、龙云均估计红二、六军团欲经镇雄、彝良向昭通方向前进，并认为红二、六军团若“窜镇雄方面，而中央军负责跟踪尾追，歼灭亦易”。此时，滇东防堵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出来。
3月初，红军撤出毕节，征战乌蒙，并于3月2日进至赫章、妈姑一带。此时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进占毕节，郝梦龄纵队进占大兔场，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向水城、威宁之线堵截，孙渡率第三纵队主力驻守威宁，安恩溥旅驻昭通，互相联络一气，又与川军在西北方向相互配合，对红二、六军团形成四面合围之势。
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3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展开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有名的乌蒙山回旋战，于3月6日进入奎香，示欲北进盐津。红军将敌主力调向西北后，又突然改变行进方向，掉头东进，改向镇雄前进，并于9日、10日相继突破镇雄民团分水岭和昭第一险关广德关防线，长驱直人镇雄，进至离镇雄县城仅二三十里的以萨沟。此时，国民党中央军积极由贵州方向向镇雄方向压来，并在镇雄城一带驻防，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压迫于镇雄一带歼灭之。红二、六军团被围于镇雄、赫章间狭长地带，形势十分险恶，被红二方面军战史称为由桑植出发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正当龙云、顾祝同等人以为镇雄一带“地形既险，给养困难，容易包围歼灭”而弹冠相庆之际，红军掉头南下，并于3月12日在镇雄与赫章交界的哲章坝一带伏击敌万纵队，歼敌300余名，缴获战利品数百挑，打击了中央军的嚣张气焰。
此时，龙云等又认为红军要东转毕节、威宁，重新布防时，红军二、六军团却又掉头西进，于3月16日二进奎香。
在红军乌蒙山回旋战期间，安恩溥旅一直在昭通驻防，以逸待劳。他在昭通东面的昭威界上北至阱口亘石丫口、头坡寨、诸仙背、吴家梁子、潘家院子一线的数十华里构筑碉堡和战壕，还实行保甲连坐，组织防共委员会，并组织四个城防大队，20个中队，制定宣布了12条戒严法。红军二进奎香后，安恩溥认为二旅仅能保护昭通城，为了堵截红军，此时，第三纵队主力放弃威宁，扼守昭通，向彝良方向堵截，安旅主力驻防昭通，以一部到石门坎防堵。
调走滇军，南路空虚，红二、六军团迅速南下，将参加围追堵截的中央军10个师又1个旅象包袱一样远远地甩在镇雄一带，并于23日在宣威虎头山与滇军激战，最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南下后，安恩溥决定等昭通十属防共总指挥官禄国藩到来再南下追堵红军。此后在龙云、孙渡的一再催促下，才率部南下宜威。此时，虎头山战斗已结束，安恩溥受到龙云指责，说红军在得胜坡一带疲惫不堪时，安旅不乘机出击，现在又行动迟滞，未能参加虎头山战斗，实属怯懦。
宣威虎头山战斗后，龙云自以为已把红六军团击溃，并吹嘘“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好打了”，要孙渡率部消灭红军。红军继续西进，孙渡以刘正富旅(一旅)为中路，龚旅为右翼，安旅为左翼，取不同路线，于4月8日由嵩明及附近地区出发，以普渡河为目标西进。4月8日，安旅先头万保邦团与红军六军团前卫十七师在寻甸小松园激战。9日，刘旅、龚旅均分别与红军在大干山、六甲激战。
据安恩溥后来回忆，第三纵队各部在普渡河流域或多或少地都受过红军的一些教训，士气消沉，行动迟滞，此后，名为追击红军，实是为红军送行，尾随红军后面，经富民、罗茨、禄丰、一平浪、楚雄、镇南、姚安、宾川、鹤庆，直到月底，一直将红二、六军团送到丽江石鼓渡江，才停止追击。
在尾追红军中，安恩溥看到沿途不少地方有红军标语和失散的伤病员，曾向龙云建议，请严令各县严密清查，防止标语扩散和红军伤病员重新组织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1935年和1936年，安恩溥奉命两次参与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在滇黔间疲于奔命，虽然仅与红军的后卫部队有过几次小的接触，但从他的行动来看，他参与“围剿”红军的态度却是十分积极的。


(六)


在1935年至1937年间，安恩溥还奉命派部队参加了对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围剿”。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川滇黔边区。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了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略方针，中央及军委决定组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成立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配合红军主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并留下徐策、余泽鸿等一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特委和“纵队”在边区开展斗争。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纵队”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于1935年夏发动了对“纵队”的第一次三省“会剿”。
昭通的镇雄、威信、彝良是“纵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驻防昭通的安恩溥派二旅第三团十一连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黔边区，又委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镇、彝、威三县民团指挥，参加“会剿”，先后在威信的罗卜坳、镇雄的牛场坝堵截袭击“纵队”，杀害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徐策，使“纵队”受到重大损失。
1935年秋，“纵队”派阮俊臣到镇雄一带组织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红军二、六军团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将阮俊臣部改编为川滇黔边区地方抗日武装——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留镇雄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阮俊臣在毕节策动参加堵截红军的中央军暂编五旅二团三营起义后，于6月8日，与“纵队’’在镇雄花朗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在边区开展抗日宣传，继续开辟革命根据地。
为了扑灭红军留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火种，蒋介石又发起了对红军游击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由龙云出任滇黔“剿匪”总司令，并要求三省军阀“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限七月内彻底肃清”。
按龙云命令，参加追堵红军二、六军团的安恩溥旅迅速回防昭通，派彭勤营和补充队驻防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镇彝威三县结合部的威信扎西、镇雄罗坎、彝良牛街一带；派三团二营营长田福伍率4个连和镇雄独立营一道尾追“纵队”，并截断滇川通道朱家山，配合川军在川滇边搜山。此后，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威信、彝良一带多次遭到滇军二旅和镇雄独立营的袭击。在三省军阀的“围剿”下，“纵队”受到很大的损失，11月26日，“纵队”余部数十人通过一天的急行军转移到镇雄的野腊溪，遭到尾追的田营袭击打散，不久，在威信水田寨和川滇边大雪山隐蔽的“纵队”主要领导刘复初等人或被捕，或遇害，“纵队”停止了活动。
1937年初，安恩溥听说田福伍俘虏了阚思颖、李桂洪两个女红军，还想逼娶阚思颖为妻，一向对部下要求甚严的安恩溥，是决不会允许部下做这种事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下令速将二人送到昭通。春节过后，安恩溥亲自出面审问，要他们供出“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的联络员、关系户，但二人丝毫不泄漏这些秘密，审问了半天，仍一无所获。安恩溥问李桂洪：“你一个毛头女孩子，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李桂洪，又名李桂英，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寻邬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4岁就被卖给一个24岁的男人做童养媳。1929年挑柴到寻邬城出卖时，遇到朱德率红军打进城内，她听了革命宣传，冲出家庭束缚，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参加了革命，1930年加人共青团，1931年参加了红军，1932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扩红模范”称号，后任会昌县委妇女部长，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34年8月任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9月调中央局地方工作团，是中央选拔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1935年2月留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任司令部指导员，1936年2月任“纵队’’政治处副处长。听了安恩溥的问话，她感慨万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黑暗的社会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说明自己参加红军是无法忍受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
安恩溥听了李桂洪的话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得意地问阚思颖，为什么家中十分富有，也要去参加红军。
阚思颖，又名甘棠，191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商人家庭，1924年，在宜宾叙府女中读书时，深受同学赵一曼的影响。由于拒绝其父将她嫁给一个恶霸的儿子，逃出家庭，并于1926年加人共产党，先后到重庆中法大学、上海文治大学学习，1933年进入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曾任中央局妇女部秘书，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工作，1935年2月，留川滇黔边区任“纵队”司令部秘书，特委机关总支书记和政治宣传队队长。听了安恩溥的问话，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安恩溥不以为然地笑道：“什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不了的!”于是，阚思颖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阚思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及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种种罪行，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是形势发展的结果，说明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在这场辩论中，阚思颖无异给安恩溥上了一节共产主义的启蒙课，安恩溥听了后默不作声将阚思颖、李桂洪押交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叫县党部严加审问。十多天后，又将二人押回了二旅旅部。安恩溥认为两个女娃娃起不了什么作用，于4月，将二人递解四川，阚思颖被父亲保释出狱，关在家中，后越墙逃奔重庆，找到党组织，于1938年担任川康特委妇委书记，特委委员。李桂洪于1937年冬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到汉口中共长江局向邓颖超汇报“纵队”的战斗历程，此后被派到新四军工作。